骂“士农工商”是中国种姓制的印度神帖，成为了全球笑料

geekgame 2026-06-21

“自取其辱”

大家知道，这几年由于中外对账，以及网民的频繁交流，西方网民对国内的情况有了相对真实的认识。包括良好的治安、整洁的道路，以及文明现代的城市，都令人印象深刻。

然而，认知的惯性没有消失。也有一部分人，轻则夸大良子、老八等下沉市场的抽象烂活，以偏概全地描述我们的生活；重则挖出十多年前，偏远地区的影像，甚至拿东南亚地区的破事安在国内头上，向外兜售他们臆想的愚昧和野蛮。于是，舆论场形成了两种互相矛盾的叙事，让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摸不着头脑。

为了解释这一现象，自称拥有6000年历史的印度网友开始发挥“惊世智慧”。他们声称这是因为中国也有一套种姓制度，叫“士农工商”。

为什么说“也”呢？因为，种姓制度原本是印度特产。根据印度教圣经《梨俱吠陀》的指导，社会根据血统传承、职业世袭，从上到下分为四个主要的等级：从事祭祀教化的婆罗门、负责行政和武力的刹帝利、从事工商农业的吠舍，以及做体力劳动的首陀罗。

除此之外，还存在被系统性排斥的“贱民阶层”达利特，与以上四个种姓共同形成了一套社会结构。印度教宗教传统规定每个人的种姓天生，禁止跨种姓通婚，比如你要是出生于达利特家庭，那一辈子就被定死了，只能干体力活，非必要无法接触其它种姓。

显然，这套前现代的体系，是被外界所不齿的，是总被人嘲笑的。因而，三哥本着“要烂大家一起烂”的流氓原则，挖出了我们“士农工商”的记载，并与他们的种姓制度对比，好向外界证明印度的种姓制度不是特例。

按印度人对“士农工商”的解释，士族人是龙神后裔，主导封建王朝的宗教与思想；农族人混入了外来的日本和波斯血统，负责行政和武力；工族人是第一批与这些外来族群合作的原住民，从事丝绸、瓷器等手工业生产；再下一级就是商人，是被奴役的原住民。

不愧是三哥，一套龙神世界观把推特上的中国人，看得啧啧称奇。

但您如果了解印度神话，便很快能理解其中的逻辑。它无非是把印度史诗中梵天大神创造世界，古雅利安人入住印度次大陆并带来秩序的传说，生搬硬套地安在了华夏历史身上，大有一种“农夫想象隔壁富哥用金锄头”的美感——人类无法想象自己没见过的东西。

但哪怕荒诞不经，这套中式种姓的想象，却是合格的阴谋论。

因为阴谋论最大的特点，就在于它对内能够自我洗脑，对外能立体防御。

欧美网友问，为什么看到了两种中国？印度人回答这是因为士人的世界光鲜亮丽，而商族人的生活落后贫瘠。欧美网友又问，为什么中国网友大多比印度人显得更有学识和教养？印度人便解释，这是由于低种姓被禁止使用互联网，所以大家接触到的，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种姓。

结果，当有人试图向三哥解释，士农工商不是种姓，而是一种遥远的封建时代的社会分工，就会立即被扣上一顶“士”族人的帽子。要么，就是这个人是收了士族钱的农族和工族，一言蔽之就是有阴谋，任何质疑士农工商种姓论的声音都不可信。

相应的，就和世界其他地区伪史论爱好者一样，三哥也通过谐音、附会、捕风捉影等手段，开始批量制造所谓的“证据”。比如，他们声称中国农业银行只服务农族人群，中国工商银行只服务工族和商族人群，而中国建设银行，因为“建”通“Jian”，便被认为只服务于中国达利特，也就是“贱民”。

在他们的伪史里，香格里拉（ShangRi-La）是印度僧侣为了庇护商族而建立的城市。而漫威电影《尚气》（Shang-chi），由于讲了一个商族人打败士族人的故事，挑战了中国的种姓秩序，因此才被抵制下映。

经过三哥令人眼花缭乱的望文生义，我再也无法直视Shang这个音节。毕竟，按他们这种粗暴的理解，胡润富豪榜上的那些有钱大哥，大概算某种电子隔离区的商人族长。上海这座国际都市肯定也失去了与孟买、新德里争辉的资格，而是低种姓商族的保留地。

几乎所有键政人都伴随性压抑，三哥也不意外，很快他们的热情就烧到了下半身，开始锐评中国女性。他们通过对本土种姓外貌的观察，给中国女性总结了一套辨别种姓的表格：士族女子皮肤白皙、五官立体；农族女性丰满结实、面相柔和；工族女人眼讷鼻宽、黝黑暗黄；至于商族，那就只剩奇形怪状了，堪比人形哥布林。

接着，他们声称我们的社交软件都有专门的种姓滤镜，好帮商族网红“以次充好”。

某个选手因整容而被取消选美资格的旧闻，也被解读成商族女子的僭越，破坏种姓伦理。

因此，这些印度人罕见地让持不同立场的华语网民团结一致，乃至对历史稍有认知的外国人也来帮腔攻击，共同回应三哥笑话。这也导致了评论区里的“牛屎”梗图气味溢出屏幕，我多看两眼都要报工伤。

因此，我不想从道德或立场上分析这个话题，从小丑身上找优越感只会让我们显得廉价。更能让这种“伪史论”不攻自破的分析，我认为要借用一位先哲的思路——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。

中国是大河文明，外部有喜马拉雅山脉，北方沙漠与大海的天然屏障，内部中原腹地广阔平坦，长江黄河主干清晰。所以，很早就形成了集权的传统，只有这样才能去修建庞大的水运工程，控制影响粮食生产的商业活动，生死攸关的水患也容易治理。

于是自唐以来，统治者都有意识地削弱地方门阀，并创造了科举，以便绕过血缘，从“农、工、商”中选拔有才华的“士”，来治理国家。那么，传统的社会分工便获得了有限的阶层流动性，这无关道德，而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方式，能保证封建政权的长期稳定。

东部大平原是天然核心

相反，印度次大陆看似三面临海，背面靠山，实则西北部有个致命的缺口——开伯尔山口。这导致了外族的征服者与印度交流频繁，希腊人、波斯人、蒙古人和英国人，都留下了不少足迹。但同时，印度沼泽密布、气候多样，也就决定打仗看天，一年中能打仗的时间相当不稳定。那么，如何让旱季征服的地区，在长达半年的雨季冲刷隔绝后继续效忠自己？就是每个统治者必须面对的问题。

于是，印度形成了一种社会学上极特殊的封建结构。它与欧洲封建制的不同，在于统治边界是软性的，甚至被统治的地方，被允许同时效力两个宗主。比如蒙古贵族统治的莫卧儿王朝，前来殖民的英国虽名义效忠前者，却在不断渗透影响力，内部还有当地的小土邦在争霸，以致出现了外国人难以理解的一幕——大批土邦同时向蒙古、英国和印度本土三个势力纳贡称臣。这种大心圆带小心圆的模式，在社会学上被称为“曼陀罗体系”。

因此，为了适配地理气候，支持曼陀罗体系，印度演化出了种姓制度。很大程度上，正是这种分工明确各司其职，并血统世袭的模式，保证了印度社会在不稳定的环境变化中，能稳定地生存和发展。甚至可以说，正是这种让地方和宗族高度自治的秩序，决定了印度虽然屡屡遭到人数占少数的外族统治，却依然形成了强大而统一的文化，并且从未遭到毁灭性打击。